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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香山先生（他留下新中国外交大量史料）

对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国内互联网及民间众说纷纭；更被不少人认为“愚蠢”，“丧权辱国”。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述这段历史。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一．史料来源

1.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注：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外交部顾问

2. 吉田茂《十年回忆》

注：日本第45、48、49、50、51任首相

3. 久能靖《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会谈内幕》

4.杨光《中共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

5.罗平汉《中国从对日索赔到放弃赔款要求探微》

6.翁有利《国民政府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7.王化凯《二战后对日索赔相关问题研究》

8.林乔生《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

9.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

国民政府拆卸日本赔偿物资

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全力向日本索赔

由于一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德国索赔过甚；成为希特勒上台的一大推力。同盟国为避免重蹈覆辙，对德、日的二战索赔限定在一个范围内，不伤害它们维持自身发展的力量。同盟国遂设立远东委员会，负责日本问题的处理。

1945年7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对日本的赔偿原则为：“日本为支持其平时经济及交付公正之实物赔偿，得维持必要工业，但不得维持能使日本再武装之工业。”

作为日本侵略最大的受害国，国民政府当时提交的数据显示，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至日本投降为止，中国因战争死伤人口1千万（根据卞修跃统计，1931年－1945年中国 2062万人直接死于战争，1418万人受伤，535万人被俘或失踪。再加上间接伤亡，中国在抗战中可信的伤亡将超过4500万人），公私财产直接损失313亿美元，间接损失204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在东北、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侨所受的损失；可谓损失巨大。国民政府力求尽可能多得获得日本赔偿，要求至少获得日本赔偿总额的40%。

随后，盟国将一批日本的军事设备按照3:1:1:1的比例，先期分配给中、英、荷、菲四国。自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从日本运回赔偿物资125004箱，约3561276吨，约值2250余万美元；不过全职美工为了拆运这些物资，国民政府亦付出不小代价。此外，国民政府于1947年4月从日本获得了18艘军舰（老旧）。

产品建模

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先生

三．美国转向支持日本，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日索赔

抗战期间及胜利后，蒋介石对美国侵华采取坚决反制；并全力扶持日本，以牵制美国的侵略；这加深了中美矛盾。而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为赔偿的分配方式争论不休，以致向日本索赔的全盘计划迟迟无法敲定。在争执期间，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国民政府败局已定。再后来，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调整“冷战”战略，将原本依仗中华民国防范苏联，中共的计划；改为全力扶植日本，以日本为抵御共产主义的桥头堡。中国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开始走向边缘。

1949年12月, 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谈后, 通过“亚洲形势报告”；决定“构建自由主义国家联合体”。该报告认为：美国要强化与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关系, 给予它们必要的经济、军事、政治援助, 与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合作构建地区联合体。基于复兴日本经济的目的，美国必须说服同盟国减免日本的战争赔款。

1950年10月,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约见美国对日和谈首席代表杜勒斯，表示说：“日本多年的侵略和占领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 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的要求是困难的。”“我们不想为了赔偿加给日本以难于忍受的经济负担, 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理应得到适当的补偿。”

杜勒斯则回绝了国民政府方面要求与日本予以战争赔偿的合理要求：“按照美国政府的意见, 赔款应该豁免。”“为了使日本成为自由国家的一员, 它的经济必须恢复, 并置于一个能够存活的基础之上。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 美国已在日本投下了20亿美元, 美国不能继续那样资助日本。美国人民不能容忍那种做法,即把钱投入日本, 然后让一些盟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它拿走。”

顾维钧与杜勒斯谈话后一个月，美国向其他盟国通告了“对日和约七原则”，其中即包括“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赔偿要求”。

1951年7月，美国发出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的通知。退居中国台湾的国民政府，力求作为中国的“正统政府”参加对日和会，以延续其国际地位；故表态愿就对日索赔问题做出让步。“外交部长”叶公超指示顾维钧：“关于放弃赔款问题, 我愿从美方主张。”

旧金山协议全职美工

即便如此，因苏联、英国反对，国民政府仍未能如愿参加和会。美国亦不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遂导致了旧金山对日和会上，竟然没有中国代表。这样，国民政府的妥协；换来的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注：菲律宾拒绝“旧金山”协议，由于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地位重要。故菲获得日本5亿美元赔偿，也是二战日本受害国中，对日索赔最成功的国家。但赔偿方式上中了日本“陷阱”，日本采取了技术出口，进口菲律宾木材的办法。这样即使得菲律宾对日本技术产生了严重依赖，更解决了国内对木材的强需求；同时又保障的国内的绿化，环境保护。而菲律宾则得不偿失，因大量出口日本木材；导致国内绿化率大幅下降，严重破坏了环境。。

屈辱《中日和平条约》

四．与美日结盟及国共内斗，国民政府“忍痛”首先放弃对日索赔

《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应对它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给以赔偿”，但“日本的资源目前还不能够全部赔偿这些损害和痛苦”，故日本对盟国的战争赔偿只有两项：“一是对被侵占国提供技术性或劳务性补偿；二是日本以及人民在同盟国境内的财产权由该同盟国处置。”《和约》同时申明：“除本约另有规定外, 盟国兹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这就是说，鉴于日本国力有限，各战胜国事实上只能从日本获得“劳务补偿”。

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需单独与日本和谈。依据《旧金山和约》，重新获得主权的日本，可以选择与“中华民国”和谈，也可以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谈；这就导致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反获对中国谈判主动权；而且能够这个充分利用国共两党矛盾。

在“冷战”背景下，日本自然站在美国阵营。已失去大陆的国民政府，除了与美、日结盟之外，也别无他策。国民政府对此有明晰的认知：“如果不能签订和约，不仅使我原已低落之国际地位，更受极大之损害，且我于和约后之日本贸易关系及经济合作等实际问题，亦将无法解决，而于中国台湾之发展，自多不利。”

在美国压力下，国民政府与日本在1952年4月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所谓“台日条约”）；就这样中国失去了对日索赔，连劳役赔偿都没捞到；甚至平等互惠的关系，也被去除；实乃丧权辱国。条约核心主旨如下：

甲、政治重于经济；

乙、主权与国际地位重于一时的经济利益；

丙、中日两国关系重于其他国家关系；

丁、劳役赔偿可以不争；

戊、平等互惠关系条件应予除去。

新中国特赦日本战犯（大部分从事中日友好，但少部分成为日本右翼始祖）

五．政治利益，中共也放弃对日索赔

国民政府首先放弃对日索赔，确实是大陆放弃日索赔重要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共自身的外交利益（与日本建交，进而寻求与美国建交；与日“结盟”，共抗苏联），国共内斗。

1949年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没有官方往来。中国力图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阀，通过民间外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为了表示善意，高层一再表示可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如50年代审判日本战犯时，周恩来说到战争赔款：“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

1955年3月1日，通过的《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确立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中日复交前对日工作的框架。文件认为：“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要表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说明最迟到1955年，中央已做出了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而且明确了中日复交的重要性。1956年，日中友好协和首任会长访华时，周恩来也提到：“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当时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声明，至少有三大原因：

1、表示对日友好，希望实现中日复交；进而与美建交，打破外交孤立。同样孤立在台的国民政府。

2、“旧金山和会”让日本在对华和谈问题上占据了主动（选择与大陆谈还是选择与中国台湾谈），1952年的“台日条约”放弃对日索赔，亦让大陆陷入被动。

3、基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二战后不久，美苏英等国相继放弃向德国索赔（实际拆空了德国所有的轻重工业，还有获取了大量黄金白银）。到了1955年，苏联宣布放弃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处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又一同发表了《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对日索赔问题上，中方须采取与苏联一致的步调。

1964年6月，电商美工外包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再次表示，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

晚年在台湾蒋介石（蒋对民族大义上是坚定的！）

六．联日制苏，中国再次提出放弃对日索赔

1964年2月，法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讨论有关对华政策说：

“如果事态发展到北京政府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受到祝贺的话，日本也必须考虑邦交正常化问题。”

作为建立邦交的条件，大平正芳对中方提出了以下四点要求：

1、承认日美安保条约（承认日本琉球主权，并割让中国钓鱼岛给日本；国共两党至今未承认）；

2、尊重日台条约；

3、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

4、保证不干涉日本内政等。

而此时，中苏交恶；为制约苏联对华威胁（苏联曾谋求联蒋反攻大陆，但遭到蒋介石拒绝。蒋日记称，不愿意做第二个吴三桂；牺牲中国主权），中国更加重视与日复交。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竹入义胜

1972年7月初，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开始着手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假冒“特使”访问北京，探寻中国方面的意向。会谈中，竹入说到赔偿问题时，周恩来表示：“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如果要求赔偿，负担就会落在日本人民身上。中国人民对此有亲身感受。清朝时赔给日本2亿5千万两白银。清朝因此提高了税额。不知道这些钱是否都支付了。给八国联军的赔偿是4亿到5亿两白银。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日本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日方只要向中方说一声谢谢就行了。”

周恩来同时又特别强调：“中方绝不是因为所谓的‘日台协定’中，已经提及放弃赔偿，中方才不要求赔偿的。中方从来不承认‘日台条约’。”

周恩来向竹入提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方原始方案。根据竹入记录，其中第七条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竹入回国向首相汇报了这个情况，田中角荣听后半信半疑。直到踏上访华之旅时，田中依旧是抱着一种要中国“当面确认”、“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态度。

周恩来总理迎接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

七．“体面”交易，中国彻底放弃对日索赔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在会谈中说：“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因为它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日台条约中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

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希望中国政府延续中国台湾当局放弃对日赔偿的许诺。如果中国政府认可所谓“日台条约”，那就意味着变相承认，自1952年以来，中国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代表中国。因此，这个要求是中方不可能答应的。

周恩来就此对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周恩来还进一步阐明：“当时蒋介石已逃到中国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说白点，中国政府可以放弃对日索赔；但这种放弃不是基于“日台条约”。外交辞令与现实考量，必然是存在一定距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央曾下发内部文件，解释放弃对日索赔的三点原因：

（1）中日邦交恢复以前，中国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中国台湾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中国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

（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以上三点，概括来说，中国政府乃是希望以放弃对日本索赔为条件，一方面促使日本尽快对台断交；一方面以获得日本民间好感（在复交前期，确实达到效果；但未能阻止日本右翼崛起），促使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由于日本亲国民党政客以蒋介石对日本有所谓“四大德政”：1、让200多万日本军民平安返日（请狼回家）；2、阻止列强如瓜分德国一般瓜分日本（利用日本牵制美国）；3、保留天皇制度（第2点+跟随美国）；4、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极力反对背弃蒋介石。中国政府如果坚持让日本支付战争赔款，无疑形同助长亲台势力。

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则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在排除了赔偿问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至此，中国政府彻底放弃对日索陪；遂转向民间索赔。

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曾提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来访者时又说：“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 1978年，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一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包含“反霸条款”，实现了“中日同盟”直接针对抗苏联战略目标。

其“一条线”策略，实际上是希望构筑一条联合反苏的同盟，以此抵御苏联的对华威胁。日本是这一构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而放弃对日索赔，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签订《中日联合声明》，更是为了签订内含“反霸条款”的《中日友好条约》。

中国对日索赔第一人，保钓运动领袖-童增先生

对日索赔英雄-王选女士

八．历史公论

评心而论，国共两党放弃对日索赔；寻找联日联美，都是符合当时双方政治外交利益。但是，遗憾的是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成为最大的赢家，得到摆脱二战的赔偿问题；并借此实现了“战后经济奇迹”。这也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遗憾之一。

不过，日本则在依附美国的路上，越陷越深；最终自食恶果。美国才是最大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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